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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服务中社工模式的反思与探讨——农村青年与青年农民工研究专题
2014-08-17 19:4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实施以后,农村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迅速地提高。与此同时,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便成为了农村的一个重要问题。90年代初,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求替代性的就业提供了机会,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以解决家庭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与西方国家的劳动力迁徙不同,中国的这种劳动力的迁徙是周期性的,即农民是在其生命中的某一个周期进城务工,最终其会返回到农村,而且他们通常是家庭中部分成员如丈夫或妻子或子女外出,而其他的成员则在农村务农、守家。农民工进城务工通常是为了能够增加家庭的货币收入。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要求标准是还原到农村的农活及收益,而非城市的其它工作及收益。为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再差,待遇再低,只要能顺利获得报酬,他们都极少反抗。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是传统社会工作的三种基本模式,但这三种模式在农民工服务过程中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个案工作是专业人员运用相关的知识和技巧为案主个人或家庭提供物质或情感方面的支持与服务;它的目的在于帮助个人和家庭减低压力、解决问题,达到个人和社会的良好福利状态。个案改造通常是对极少数的群体和个人所存在的“失调”进行帮助,但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社会歧视(无论是行为上的歧视,如拖欠工资等,还是态度观念上的歧视)广泛存在,无论个案工作还是小组工作,都无法针对这一庞大的群体展开实质性的工作,而且由于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特殊性,使其没有充裕的时问和精力来配合社会工作者展开个案和小组工作。 

社区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一种基本方法,它是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案主,通过发动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行动,动员社区资源,争取外力协助,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或预防社会问题,调节或改善社会关系,减少社会冲突,培养自助、互助及自决的精神,加强社区的凝聚力,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发掘并培养社区的领导人才,以提高社区的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区的进步。社区社会工作可以同时容纳较多的个体,且其以一个区域作为工作单位,这对于习惯聚居的打工群体来说是较为适合的,但农民工本身的强流动性,使得社区本身无法成为固定的聚居地0而且农民工在城市中本身就是一个资源的匮乏体,其内部所能调动的资源也是极为有限的。 

反思传统的社会工作三种模式,其都主要是以“治疗”为基本方式,即当案主存在“失调”的情况下而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工作形式在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服务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行为模式则为农民工的服务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认为,个体是以他人为“镜子”,从他人的言论、表情以及对自己的态度中了解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由此来帮助个体认识自己,进而来调整自己的行动。农民工感受到自己在城市里“没有尊严”,这事实上是他们与城市人完成了一个认知的互动,即城市人主观上给农民工贴上了一个标签,而农民工也对这个标签做出了认可。因此,不仅仅是城市人认为农民工素质差,就连农民工自己也认为如此,不能够挺起胸膛来做人,但做人起码的尊严又使得他们不甘于被人歧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内心极易受挫。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创作不仅将目光投向被人们所鄙视的农民工群体,而且对他们劳动的价值给予了充分地肯定:“新时代的劳动者”“、新天地的开拓者”、“凭着良心来打工,堂堂正正地做人”。这种艺术的表演不仅向城市人宣称“他们也是城市的创造者”,而且也使农民工群体通过自己唱歌不断地自我暗示,肯定自我价值,能够“挺起胸膛把活干”。 

打工青年艺术团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与城市其它关心农民工的群体合作,如北京相关院校系所、大学生社团、唱片公司等等。与他们的合作不仅仅能够为农民工群体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同时这种方式事实上也使得更多的城市人了解了农民工的真正生活,有助于城市人接纳和尊重农民工。正如《天下打工是一家》这张专辑的出版发行时,打工青年艺术团与唱片公司共同的诉求一样,以歌声为形式、以乐队为载体,争取社会对农民工的理解和关爱。“发这张唱片的目的,一是对我们两年多来创作歌曲的整理,因为有很多歌被工友们传唱,希望通过发唱片,能普及这些歌;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社会上关注‘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比如大学生、学生等,通过文艺的方式,来关注我们这个时代,也应该有表现打工者心声的作品。”(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这张CD不仅代表着打工青年艺术团,在艺术团的背后,是发生在由成千上万的农民移民构成的新工人队伍中的文化合作运动。只要您把听到的声音——艺术团放到这场生机勃勃的运动当中去,您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些歌曲是如此的普通,以及这些普通的歌曲所起到的作用。”(唱片公司老板)打工青年艺术团以文艺的方式服务于打工者,以文化教育为途径启发和教育打工者,这种模式虽然不能为单个的打工者带来物质的利益,但它给打工群体带来了精神上的寄托,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并积极地“挺起胸膛把活干”,它让我们意识到以艺术的形式为打工群体提供服务是一种可能。 

注:节选自狄金华、钟涨宝撰写的《农民工的生活状态——以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为例》,该文发表于《青年研究》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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