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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留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2014-08-17 19:12 常家树 

(本文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可以这样说,从二十世纪初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留学生推动的。组织和发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民主文化之一大贡献”⑴ 

一、新文化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发动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相对独立性,要求思想意识形态的解放,当时中国传统落后的封建主义旧文化,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打碎封建主义腐朽文化思想的桎梏,掀起以宣传资产阶级意识新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无产阶级在没有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之前,环顾中国各个阶级派别、各种政治势力,究竟谁能主宰沉浮?唯有学贯中西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熏陶,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兴知识分子才能担负起新文化运动领导权的重任。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首先向腐朽黑暗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打响了第一枪,从此拉开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1917年1月,蔡元培从欧洲回国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立即按照西方民主教育思想对北大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他反对教育界存在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提倡“兼容并包”的自由学术思想。他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⑵他到北大的第一次演说就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升官发财之阶梯。”⑶他顶住压力,大刀阔斧陆续裁减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的同时,相应整顿学生队伍,破例招收女学生。他热情聘请《新青年》主编,以宣传新文化而著称于世的陈独秀(留日)为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留日)为北大图书馆馆长兼经济学、史学等系教授;聘请杨昌济(留英、日、德)任伦理学教授,鲁迅(留日)为文科兼职教授,钱玄同(留日),刘半农(后留法)任文科教授,胡适(留美)任哲学教授。还有高一涵、马叙伦、陈垣、徐悲鸿、马寅初、王宠惠等知名学者任教。理科方面,聘请在中国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教授为理科学长。一些知名教授如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等等多是留学欧美的著名学者。经过一番整顿,全校师生队伍焕然一新。“据1918年统计,全校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少数还只有二十七八岁”⑷这支队伍多半是留学生,他们年轻有为,思想进步,反封建意识强烈,大力倡导民主,发扬科学,使北大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反封建主义的坚固堡垒。 

1917年1月,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随即把《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并于1918年1月改组扩大,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相继参加组成的《新青年》编辑部,迅速组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讨伐封建主义的前沿阵地。从此,新文化运动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二、广泛传播西方民主主义新文化 

五四时期的留学生,把西方民主主义文化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引入 

中国社会是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贡献之一。他们主张用西方“新”文化冲破中国封建社会的罗网。尽管这些“新”文化在当时的西方已经变得陈旧,但是对于打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旧文化以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传统,仍然是锐利的武器。他们企图使中国传统文化来一个脱胎换骨,使社会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人人脱离奴隶羁绊,完成自由民主的人格。留学期间,他们急于寻求的是新知识,在当地跑书店、参加集会、听演讲,探讨中国如何才能振兴起来。回国后他们积极创办报刊、杂志,介绍和宣传欧美及日本的新思潮、新理论;同时组织许多翻译团体,翻译种类繁多的各种图书。资产阶级的许多新潮观点和各种学说都是通过留学生之手,介绍到中国来的。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从1903年起在日本、英国、德国留学考察十年,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认识达到了精深的程度。回国后,他致力于资产阶级文化的宣传。1914年初,他和方维夏、黎锦西等主办宏文图书社、设编译所致力于“翻译东西著述”⑸该社发刊的《公言》杂志声言将“选择东西报章杂志”“包括欧美、日本最新种种之思潮”以求“挽救民族危亡”。⑹在留学生们的带动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求思想解放的武器,中国各阶级、各阶层都根据自身需要吸收欧美、日本、俄国近百年来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学说以及小说、诗歌、散文和历史、自然科学著作。大量翻译介绍外国各类新书刊、新思想,其规模之大、种类之多,都是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当时只要是一种比较新的学科,就会把它介绍到中国来。“‘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居然成了中国新思潮中的问题。”⑺很多报刊出版介绍外国思想专辑。如马克思研究专号、易卜生号、杜威号、柏格森号、爱因斯坦号、达尔文号等。因此,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国思潮的大量输入。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主主义,到当时西方帝国主义鼓吹的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从普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到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几乎所有的外国各种流派都一齐涌上了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作为外国的一种思潮传入中国,并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在工人运动中传播开来。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奋战,才使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成果,尤其是科学民主精神在中国广泛传播,扎下根来,给封建主义旧文化以致命打击,使中国旧传统文化与新时代联接上出现断层,并且催发了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 

三、准确地掌握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思想 

以留学生为核心的新兴知识分子们,把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启蒙 

运动看作是自己的神圣任务,并牢牢把握这一主题思想。他们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展开前所未有的猛烈进攻,这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贡献之一。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没有能从政治上、经济上摧垮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更没有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战胜封建势力的主导地位。袁世凯“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民可以无议论,政治上可以独揽权”⑻在他的阴谋操纵下,不到几年时间就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群众用无数流血牺牲所换来的西方资本主义议院制度和共和政体完全化为乌有。即便在形式上也不保留。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民意”——四万万人请他当皇帝的“法定形式”来实现的。伴随着政治上的复辟活动,思想文化上的尊孔读经的谬论也纷至沓来。“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成了配合袁世凯非“复辟帝制不能救中国”的反动政治纲领的反动文化纲领。以留学生为骨干的新兴知识分子们敏锐地认识到,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和政治斗争是紧密相联的,要取得政治革命的成功,首先要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们把开展批判和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斗争,唤起人民的觉醒当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梁启超说:“为中国今日计,必非将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野草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彼相埒,则外自不能患,吾何患之"⑼鲁迅更鲜明地提出:“我早就很希望中国青年站出来,对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⑽“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作为唤醒在"铁屋子"里“熟睡”和“闷死”的国民的主要武器。⑾提出要更新四亿人民的思想、道德,方能彻底改变中国现状的主张。五四时期,鲁迅先后写出著名小说《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著作,特别是《阿Q正传》这部不朽的杰作,都是在反封建的同时进行启蒙民智的深入探讨。新文化运动正是用民主和科学的手段紧紧抓住这一主题思想并围绕着这个主题思想展开的。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不但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反动思想的毒害,也要彻底摧垮这种反动思想赖以生存的丑恶形式。一方面这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完整性。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首先是文言文藏污纳垢,充满了封建意识。“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文章,觉其句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12)他们说,文言文同语言距离那样远,究竟是封建统治者造成的。“那独夫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定出许多野蛮的款式来”(13)通过对文言文的剖析,进一步对传统的旧学风、旧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批判。指出,这一切不但是"奴化"的表现,而且形成一种“空洞间架”的表现形式,结果使人头脑僵化,闭智塞聪,丧失新鲜活泼的精神,扼杀国家、民族的生机。这就是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尊圣崇古为特征的极其腐朽的封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政论文、以鲁迅为代表的白话文新小说、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潮诗,以及其它不同形式的新文学作品如“不尽长江滚滚来。”给封建、僵死旧文学形式以有力的荡涤。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成了反封建斗士手中宰杀封建专制主义的“利器”,确实使人们的精神来一次大解放,它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高度评价这场运动时指出:“是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⒁ 

四、在百家争鸣中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 

新文化运动的发动,拉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正是在百家争鸣的激烈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逐渐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这是五四时期的留学生对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由于《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各种出版刊物如雨后春笋,纷纷效仿,应运而生。北京大学出版的《新潮》、《国民》杂志,热烈欢呼“潮流的吼声愈响,浪花飞腾愈高”的世界新潮。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以磅礴的革命气概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现民众大联合。周恩来在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积极组织青年讨论有关社会改造的各种问题。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出版的《进化》,依附封建势力的吴宓主办的《学衡》、张东荪主办《解放和改造》、《时事新报》;连封建顽固派也出版《国故》杂志与新文化争夺阵地。据统计,当时出版的白话文报刊达四百种,出现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争鸣”的新气象。 

在哲学方面,有李大钊的唯物史观与胡适唯心史观之争;有陈独秀、陈大齐的无鬼论与易乙玄等人有鬼论之争。在文学方面,《新青年》主张白话文与桐城派、文选派反对白话文之争。在教育方面,有蔡元培和周春岳、余以智等人关于大学学制改制之争。在历史方面,有顾颉刚、钱玄同和刘然黎、柳贻征等人关于古史辩之争。在心理学方面,有陈大齐主张的行为派和南京高等师范的实验派之争。仅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就收集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人运动、妇女、青年运动等方面的问题就有150多个。(15) 

五四后期,新文化运动堡垒出现分裂,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论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们,坚决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他们用唯物史观这把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深刻剖析中国历史及其政治经济现状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这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终结局。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它的阶级本能,要求崭新的理论武装,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李大钊、陈独秀代表我国无产阶级作了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第一个阐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其时代精神。1919年4月,陈独秀以“只眼”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陈独秀在《新青年》刊出他亲自汇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通信集。他撰写两篇文章:《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独秀致东荪先生底信》。正式宣布中国不能走“欧美、日本底错误道路”(16),表明了坚定的社会主义倾向。 

五四时期的留学生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激发了国内进步青年出国追求真理的热忱。他们到马克思、列宁的故乡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蔡和森到法国留学后的几个月,就迅速译出了100多种马列主义小册子。还组织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讨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步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主要是通过在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下,到法国留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的。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等人也是在留学法国期间广泛研究各种思想流派,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而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周恩来还特别注意实地考察研究世界局势,并撰写了旅欧通信,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他已认定,实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留学运动最直接贡献有两点:一是继续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把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流;二是在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革命的栋梁之材。如留法勤工俭学中的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陈毅、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李富春、邓颖超、向警予、蔡畅等等;留俄中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等;朱德、孙炳文就是在留德中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们当时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家、宣传家,后来都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领袖人物,有的还是军事家。所以,我们从五四时期留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新曙光。 

⑴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212页。 

⑵⑶蔡元培《五四前后的北大》(1979年5月《新文学史料 》15、16页〉 

⑷肖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75页 

⑸《湖南教育杂志》第三年第二期1914年1月 

⑹同上第一期1914年1月 

⑺瞿秋白《俄乡纪程》(《五四运动回忆录》 上册8页) 

⑻周恩来《我之人格观》(《敬业》第五期) 

⑼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选集》第210页〉 

⑽鲁迅《华盖集·题记》 

⑾鲁迅《两地书·一七》 

⑿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⒀钱玄同《尝试集序》(《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 

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6页 

⒂⒃ 《关于社会主义讨论(六〉独秀致罗素先生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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